2021双月号-5《十月·长篇小说》（选读②）|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
漂洋过海来送你
石一枫
第二部分：前往太平洋东
11
密歇根湖上吹来的风是硬的。
那豆走在湖边的甬道上，头上扣顶棒球帽，帽子正中央顶着个硕大的英文字母“B”。这条路却是近日来走熟了的——哪儿伫立着几棵高壮的雪松，哪儿隐藏着一个画满了涂鸦的公共厕所，他心里早已门儿清。他也知道，有道防波堤上的视野尤其开阔；从堤上往北望去，尽是一片烟波，东南西三个方向则是城市的边缘，每天天还没黑就亮起了灯，弯刀似的闪着寒光。湖边虽然到处是楼，但却难得见到乌泱乌泱的人。
见不着人，活物儿倒是不少。除了松鼠和野鸭，更有气魄的是湖面上盘旋的水鸟，它们翼展极宽，一晃不晃，像风筝似的掠过空旷、辽阔的天空，以极其冷静的目光审视着这片大陆。在那目光里，天空无声，大陆无言。
那豆站在堤上，每当此刻，他的人也不觉“痴”了。他需要重新确定一遍自己在哪儿，以及自己到底为什么在这儿。
前一个问题并不复杂：当他回头往东望望，便能看见“五十七街”那片低矮的二层小楼，那儿是他每天吃饭睡觉的地方；当他再一回头往西望望，从“科学博物馆”开始，稀稀疏疏地延伸开来若干庞大而古旧的建筑，就是阴晴所在的大学了。那么北京又在哪个方位呢？当那豆因为寒意而打了个哆嗦又跺了跺脚，就会意识到从他的脚跟往下，穿过土壤岩石，穿过地心地幔，穿过岩浆潜流，总会找到另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和他目前所在的地方相隔着空间与时间双重意义上的遥远距离：一万公里，一个昼夜。
至于后一个问题，则是至今仍令那豆颇感惊异，也颇感困惑的。怎么就从北京来了这儿呢？他长了二十多年，可是连二环路都没怎么出过的呀。但也怪了，来了也不觉得生疏。这还真不是自作多情，从小到大，他早已跟着电视、电影乃至于电子游戏造访了无数遍“美国”。和那些光怪陆离、惊心动魄的“美国”相比，此刻这个美国既没有街头枪战更没有外星人入侵，那就没什么让人发怵的了。因此当那豆从防波堤上转身，穿过湖滨公路走向那片大学时，步态一如他晃悠在二环路里的胡同中那样轻松自如，透着“不见外”。
他是去找他的“发小”阴晴。
途经一座铁路桥下，便听见桥洞里响彻叮了当啷的回音，那是一个黑人在敲桶。桶是汽油桶，也没鼓槌，徒手拍击。这声音也是听熟了的——不仅在这些天的这条路上，他还想起在他看过的一部电视剧里，姜文扮演的大提琴手来了美国混不上饭吃，每天也上街去听黑人敲桶。那片子都是多久以前的了？当初他还是个小屁孩儿，现在他都长成了扁担般的瘦高个儿；当初爷爷还在，现在爷爷都“薨”了。然而当初黑人敲桶，现在黑人还敲桶。这又给他一种错觉，仿佛过了这些年，美国竟像全没变样似的。
见他一时恍惚，那个穿越时空的黑人却从黑影里龇出一嘴白牙，跟他打了个美国招呼：“Hey man，what′s up？”
这厮安敢犯我。那豆用发音相似的北京招呼予以回应：“我——操。”
在叮了当啷的敲桶声中，那豆的心里却也“楞里格楞”地打起了板儿。一边给黑人的鼓点儿伴奏，一边又有许多往事涌了上来。
往事顺藤摸瓜，有远的也有近的。记得当初李固元登门拜访，先给“收儿”鞠了仨躬，又将那豆爷爷“盒儿”里出了差错的经过讲了一遍。这个殡仪馆司炉工的说法一时让那豆觉得拨云见日，不过稍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人活着的时候都知道谁是谁，等到化成灰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呢？并且差错一出，一家人的事儿就变成了三家人的事儿，北京的事儿就变成了美国的事儿——这也太不靠谱儿了吧。
正如他爸的形容：“就好像我去医院治鸡巴头子，结果他把我指到了前门楼子。”
他爸也是话糙理不糙；话要是不糙，理还说不明白了。而那豆还有一个感触：恰因差错出在了人生路的终点上，那么是否也寓意着从本质上来说，整个儿人类的生活都是不合规矩、毫无章法的呢？然而就算心里犯嘀咕，他却认为自己必须相信李固元。这不仅是因为李固元给出的解释严丝合缝，同时也是因为“没人会拿这事儿开玩笑”。不知怎么搞的，他对这个黑红脸、栗子般的小老头儿总抱着一种亲近感，而那亲近感又演化成了信任感。
那天他对李固元说：“去了美国的联系不上，您就先把能找着人的电话给我得了——谁的亲属？沈桦的还是田谷多的？”
李固元就说：“田谷多的。沈桦的家人去了美国。”
那豆一拍巴掌：“那正好。按您的说法，我爷爷的骨灰其实就是在他们手上的‘盒儿’里呢吧？我们好歹先接上头，商议商议这事儿怎么办。”
李固元便给了他两个号码：一个是座机，北京区号，说是田谷多生前单位的电话；另一个是手机，但机主也不是田谷多的家人，而据称是田谷多的工友。李固元又叮嘱那豆：“跟人商量的时候别急，有点儿耐心……那孩子跟你不一样，太‘轴’……”
等李固元告辞，那豆还把他们一家送到了胡同口。李固元说“甭麻烦了”，他默不作声，李固元说“你快回吧”，他直瞪眼。当初的错觉又重演了一遍：李固元演了爷爷，小女孩儿演了阴晴，他还演他；只不过是长大的他演了小时候的他。而李固元的女儿呢？难道正在客串阴晴她妈郑老师吗？嗯，别说，还真有点儿像。除了一个腿脚好一个腿脚不好，俩人都是白净的脸庞，眉眼秀气，与人说话也都是未言先笑、未笑先羞，仿佛心里藏着事儿。那豆深以为，这种女人和他妈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他妈马丽莲，当年也是胡同一枝花，可那豆自己都觉得这枝花插在他爸这摊牛粪上一点儿也不委屈。他妈为了减免六块钱的卫生费就能跟人飞媚眼儿，为了多切块儿小指头大的牛蹄筋就能跟人骂街，而无论飞媚眼儿抑或骂街，嘴角上那个风情万种的痦子都会跑得满脸都是。他妈的痦子是不生根的，这很不尊贵。那豆又深以为，女人还是尊贵一些的好，哪怕只是自己觉得自己尊贵呢。
但也很讽刺，恰恰是尊贵的郑老师，后来却不给阴晴当妈了。他那个满脸跑痦子的妈，现在倒仍然还是他的妈。而正在有的没的瞎琢磨，公共汽车就来了。李固元一家相互搀扶拉扯着上了车，那小女孩儿还隔着窗户对他皱了皱鼻子。
那豆恍神，对李固元挥手：“李师傅，留神您的‘美尼尔’。”
又等溜达回了家，就见东屋关着门，他爸他妈一定正在屋里嘀咕。不用看也知道，他爸又在嘴角泛白沫子，他妈又在满脸跑痦子。
至于嘀咕的内容，则无外乎讨论李固元所言的可信度，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眼下的新形势——最重要的一条儿，假使李固元说的是真的，而李固元又是殡仪馆的司炉工，那么这起差错不还是殡仪馆的责任吗？事过境迁，原先签订的那份“保证再不追责”的声明不也可以就此作废了吗？而既然要追责，对方又应该怎么补偿他们？这可就得是实实在在的“索赔”而不是遮遮掩掩的“抚恤”了——具体地说，得是多大的数儿？一涉及此类数学问题，他爸他妈这两个打中学起算数就没及过格、至今给客人找零钱也常出错儿的后进生却焕发出了莫大的热情，于是那道木门也拦不住他们的声音了。
他爸说：“也怪不得咱们翻脸不认账了。误工费、差旅费，一个都不能少——咱们也给他们丫来个‘于法于理’。”
他妈说：“还有精神损失费呢。电视上播打官司，老有这一条儿。”
他爸深受启发：“精神也值钱？那你说值多少钱？”
他妈却又心虚：“也不知道该怎么衡量，按说咱们家这精神境界……”
而当里面俩人正在估算自己的精神价值，那豆便摔门进了不东不北的小半间。他又照墙踹了一脚，踹得房梁一震，窗外喵呜一声，大概有两只浪漫约会的猫奸情败露，仓皇而逃。他爸他妈就一时噤了声。随后，那豆从兜里掏出手机。他似乎要用实际行动向隔壁的俩人表明，这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爷爷在哪儿呢？那可是他的爷爷、他爸的爸，其重要性哪儿能拿钱衡量呀。
事后回想，也正是从这个电话开始，那豆就算踏上了那段千里万里的征程。
先拨的是座机号码，现在使座机的人已不多，基本都是单位。尽管按照李固元的说法，他已经事先跟田谷多的单位联系过了，但那豆却仍觉得，眼下应该由自己再来询问、核实一遍。这也不是信不过李固元，而是那豆认为，越是方向不明、深浅难辨的路，就越得一步一个脚印儿地走，这才不至于从头儿上就掉到沟里。
拨通之后，听筒里果然传出了办公室里杂乱的人声。接听电话的却是个轻声轻语的中年男人，说话带戏腔，并且还是“青衣”。他问那豆是谁；那豆想了想，反问对方是谁。这让对方有点儿不满，电话里刺啦一响，仿佛甩了个水袖，说：
“你不说你是谁凭什么问我是谁。”
说的也是。但那豆却转换了问题：“你们这儿有个叫田谷多的吧？”
“我给你查查。”对方倒很尽职，似乎拿手戳着一本花名册，嘴里随之咿咿呀呀；但片刻又说，“没这人呀。在职的我都认识，我又看了下退休的，也没有。”
那豆就说：“他也没退休，他才三十七……他死了。”
对方差点儿急了：“死人你到我这儿来找？”
那豆还没来得及解释，却听见对方身旁又有一人插嘴：“是不是……那个？”
电话那头的俩人叽咕几句，又由“青衣”举起话筒：“确实有个田谷多。不过他虽然跟我们单位有关系，但其实也不是这儿的人——所以刚才没反应过来。”
接着又解释，他们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会，至于田谷多，则是公司下属一个项目的工人。如今建筑公司的活儿一律外包，所以严格地说，田谷多的“关系”应该隶属于劳务公司。不过田谷多在工地上“出事儿”以后，建筑公司方面也本着“勇于担责”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对死者的“善后事宜”尽了应尽的责任。
那豆就知道，田谷多大概死于工伤。而对方大概也秉承着对于此类事故的一贯口径，虽然态度沉痛，但话却说得滴水不漏。责权利分清，又是“于法于理”那一套。
他便又问：“我就是想知道，田谷多的骨灰在哪儿？”
“青衣”又一愣。电话旁的另一人却粗着嗓门儿说：“这两天怎么尽是问这个的？”
“青衣”也不免警觉起来：“你到底是谁？”
那豆索性胡诌：“我是田谷多的亲戚，我管他叫‘收儿’……”
说着还带出了河北腔，他从李固元那儿现学的：朝出其不意的方向拐着弯儿。之所以没说真话，是因为那豆觉得“盒儿”被装错了这事儿就算他信了，人家恐怕也不信。听他这么说，电话的另一端却换了个人。那人从“青衣”手里接过听筒，再开口时更显出了锣鼓喧天的粗嗓子，听着像个“花脸”。这个“花脸”径直问道：
“田谷多不是没亲戚吗？现在倒好，冒出来一串儿。你管他叫‘收儿’，前两天还有一个自称是他的‘收儿’的——”
田谷多的“收儿”自然就是李固元了。看来他也隐瞒了实情，至于隐瞒的原因，就不知是怕对方不相信，还是怕栽了“劳模”的面子了。那豆也只好继续诌下去：“我跟我‘收儿’好些年不联系了，这两天才听见消息……”
“花脸”又问：“田谷多是贵州人，你和他那个‘收儿’怎么都是河北口音？”
那豆便说：“我们祖上不安分，骑着马到处下崽儿……跟播种机似的。”
这倒也是那豆他们家的实情。对方“哼”了一声，又把话题转向了田谷多。“花脸”告诉那豆，田谷多的丧事是由他代表工会出面操持的——劳务公司靠不住，那些家伙说白了也就是包工头。通知亲属、联系殡仪馆、组织追悼会，这些事宜都打着北京总公司的旗号进行，虽然田谷多“级别不够”，丧葬仪式的规模没法儿跟那些头头脑脑相比，但总算也享受了一把“编制内”的待遇。“花脸”又特地强调，田谷多的遗体是从国外运到北京的，为了这个缘故，工会还出面让殡仪馆开绿灯办了“加急”。
言下之意，算是对得起他“收儿”了。但那豆却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替他“收儿”表示感谢，他反倒对田谷多“被运回来”这个环节产生了好奇：
“你是说……田谷多死在了外国？哪个国家——也是美国吗？”
“花脸”不禁“啊”了一声，似乎是对那豆的那个“也”颇感意外。而他随后说：
“美国倒用不上他们……你‘收儿’是在埃及出的意外。按照惯例，国外身故的人应该就地火化，但他的工友却不同意，说出去一个人，回来一把灰，这么做对不起死者。还说既是中国人，那么就算要烧，也得等回了中国再烧。当时他们的情绪挺激动，公司也很为难，后来还是由上级单位的‘外事办’出面协调，这才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原本还想把遗体运回贵州，但当地却反馈说田谷多光棍儿一条，并没有接收遗体的亲属……再考虑到他们老家交通不便，如果继续转运的话，遗体很容易在路上腐坏，经过多方商议，这才做出了一到北京立刻火化的决定。同时也是因为没有亲属，田谷多的骨灰就交由一位工友代为保管，据说田谷多死前都是那人照料，田谷多还托他把自己的遗骸带回原籍……”
这时，那豆不禁念了遍李固元给的那个手机号码，又问：“这是不是他那工友的电话？”
“是呀，我正想告诉你呢。”“花脸”应声道，但随即又纳闷，“你这不都知道了吗？知道了还问我们？”
“是我‘收儿’的‘收儿’告诉我的。”那豆便搪塞，“本也不该麻烦您，可毕竟人命关天，‘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作为亲戚，我还是想听听当事人怎么说。”
“那你们把我当什么了，复读机吗？”对方嘟囔一句，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口气，“再说我这儿也没什么一手信息，关于你‘收儿’到底怎么走的、走时情况如何，你还是得问他的那个工友……他叫何大梁，跟你岁数好像差不多。”
那豆追问：“这个何大梁又在哪儿？去了贵州吗？”
“花脸”说：“贵州当然要去，他得安葬田谷多嘛——不过还有个情况，他所在的施工队走得很急，据说因为后面还有工程在等着。这个何大梁也告诉我们，他要先跟着队伍去工地干活儿，等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再去贵州，替你‘收儿’料理后事。这也能理解，人家也要挣钱吃饭，总不能为了死人而耽误了活人的生计，对吧？”
那豆又问：“那他说的那个工地……又在哪儿呢？”
“花脸”却说：“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埃及的项目已经竣工，像他们这种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往往和不止一家建筑单位有合作，再加上老乡介绍、朋友牵线，现如今又都是网上联络，所以行踪很难掌握。人家也没义务向我们通报。”
说到这儿，电话里就沉默了片刻。等对方再开口，便恢复了例行公事：
“请你们节哀……人死不能复生。”
这话近日来已经听了许多遍。而人家说的是田谷多，倒让那豆想起了爷爷，于是他抢白似的回了一句：“可就算死了，也不能一了百了吧。”
但对方偏又“哼”了一声。这就让那豆心里一虚：难道人家已经看穿了他这个冒牌亲戚吗？而还没等他咂摸出其中的意味，对方却清了清嗓子，向他宣布：
“一了百了还是死而不绝，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再跟你透个底，田谷多刚出事儿时联系不上家里人，去世以后却有不止一个‘亲戚’找上门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麻烦。对于你们这些人，我重申一遍，田谷多不幸离世，公司已经为他尽了相关义务，从抢救到治丧到赔偿，并没亏欠过死者一分一毫。既然他的身后事都已交由何大梁代为处理，你们如果还有什么诉求，那就去跟何大梁协商解决吧。”
说完“啪”的一声挂了电话。座机就是这点好，挂起来可比手机有气势多了。
那豆却被挂出了一头雾水：说得好好儿的，怎么突然变了脸？然而他也有了个经验，那就是凡事不与“单位”多做理论。人家是什么人？压根儿就不是人，而是一个系统、一个体制——或云，是处在“咱们”对立面的“他们”。他算是越混越明白，跟“他们”打交道，往往是有理没处讲，有情没处诉的。别说他了，就连爷爷不也如此吗？让你搬缸就搬缸，让你出资就出资，让你卖股份你就得卖股份。但爷爷又与他不同，爷爷反而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服“咱们”。在说服“咱们”这方面，爷爷甚至比“他们”本身更加擅长。而从那豆的角度看来，爷爷的这个习惯就实在是多此一举了：反正横竖都是个“服”，说也得“服”不说也得“服”，何必再绕那么一个圈儿呢？
所以对于“他们”，那豆的态度是：不理解、不纠缠、不反驳。往深了说，这是一种以合作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不合作，或以不合作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合作。
再具体到建筑公司，那豆甚而有些后悔跟他们打交道了。反正对方都是让他去找何大梁，那么不如刚开始就去找何大梁。但又一转念：通过“青衣”和“花脸”，他好歹也算得知了死者田谷多的一些情况，诸如田谷多是贵州人，生前在工地干活儿，发生了一场施工意外，等等。尤其重要的是，田谷多还死在了国外——这似乎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不仅北京的事儿变成了美国的事儿，并且抽冷子还插进来一档子埃及的事儿。对于埃及，那豆隐约有印象，那地方是在非洲，有金字塔有狮身人面像，人死了还会被做成木乃伊——不过这种手艺，田谷多大概是无福消受的，所以才有了遗体腐坏的风险。又由此，那豆还整理出了一些头绪：恰因田谷多的遗体被千里迢迢地转运回国，而他所在的施工队紧接着还要转奔别处，这才导致了他必须被加急火化，从而也才导致了他在殡仪馆里被临时分配给了李固元。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田谷多和爷爷还真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
而下面要做的，当然是联系田谷多的工友何大梁了。又从只言片语中知道，那个何大梁与他岁数相仿，但却不大好打交道。这倒没什么可担心的，那豆在别人眼里也不是什么“善茬儿”。大不了是俩“各色”的人碰到一块儿，看谁更“各色”吧。
那豆暗自酝酿了一番，这才拨了何大梁的号码。
和座机不同，何大梁的手机铃声热闹非凡，号码虽是贵州移动，却传出一个东北人声嘶力竭的“左边儿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儿画个龙”。但耐下性子听了半首歌，电话却一直没人接。那豆挂了电话重拨，又听了半首歌，又没人接。
看来何大梁还挺忙。这也能理解：施工队嘛，其工作环境可不像办公室那么清静，一时听不见也有可能。那豆便把手机揣在兜里，出门去了东屋，该吃饭吃饭，该听嘀咕听嘀咕。而他爸他妈呢，自然也嘀咕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爸说：
“要不……还是再请阴晴她爸过来议议？”
他妈反驳：“你们家这点儿烂事儿，非得闹到全胡同都知道不可？我还嫌丢人呢。”
那豆却反驳他妈：“怎么就成了烂事儿了？怎么就丢人了？我爷爷又不是自己成心钻到别人的‘盒儿’里去的——再说阴大夫又不是外人。”
他爸却又反驳那豆：“虽说不是外人，可人家也有人家的事儿。今儿我还看见阴大夫又跑邮局去了，估摸着是寄出去的包裹又从美国退回来了……阴晴也是，原来多懂事儿一小丫头，怎么大了倒让人那么不省心……还不如你呢。”
听人说起阴晴，那豆的心就怦怦跳了几下。而反驳之反驳，否定之否定，再请阴大夫“议议”的计划却无疾而终。那豆扒拉了几口饭，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小半间，蒙头睡了一觉，再一睁眼竟已日头偏西，门外的枣树都被镶了一层金边。时间倒正合适，估摸着工地也该下班了，他又拿起手机，接着打何大梁的电话。
铃声仍是“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画一道彩虹”。然而这轮呼叫却变成了一场更加漫长的较劲——对方不接，他就接着打，对方还不接，他还接着打——那豆的“轴”劲儿也上来了。在此时此刻，他还不免对那个何大梁不接电话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就算一时没听见，难道一整天也不看手机吗？看见了给他回一个就那么难吗？难不成何大梁是在故意吊他的胃口？再难不成，何大梁是拿着别人的骨灰却另有什么企图？
这还真不好说。虽然何大梁据称是田谷多的“工友”，但人心隔肚皮，这年头谁能信得过谁呀。就像姚厂长的儿子“姚表舅”，原先跟大伙儿也亲着呢，可谁能想到他竟能放狗咬了那豆，还害得阴晴……算了，不想阴晴了，一想他就好像突然岔了气儿。总而言之，对那个何大梁，必须多留着个心眼儿。而再想想田谷多，这人也真够冤的，死都死了，“盒儿”却落在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外人手里。
更别忘了还有他爷爷呢，爷爷可是代替了田谷多，连骨灰都让何大梁给拿走了。
这么一想，那豆就焦躁了起来。那焦躁如同小火烧干了锅底，直将他在“睡板儿”时培养出来的那点儿耐心和涵养煎熬殆尽。他索性又给何大梁发了一条短信。
说的是：干吗不接电话？后面跟了一串儿惊叹号。
原本也没指望对方有响应，不想过不多时，手机嘀嘟一响，何大梁回信了。
就俩字儿：你谁？
可见何大梁的确不是没听见，他不接电话是故意的。这更印证了那豆的猜疑，并且愈发催生了那豆的焦躁。他又发过去一条，直奔主题：
甭多问。你就说，骨灰是不是在你那儿，你现在又在哪儿？
对方又回：关你啥事。
那豆又发：那骨灰是我爷爷的，我得拿回来。
对方又回：放屁。
那豆的脑袋腾地一热，其状态和当初在殡仪馆凿了客服经理的秃顶时非常相似。但他的愤怒也只能通过文字表达：
你放屁——又是一串儿惊叹号。
何大梁则说：我放屁，你闻吗？后面居然还有一个龇牙咧嘴的笑脸。
对方倒跟他逗上闷子了。如果何大梁在他面前，没准儿一拳早捶上去了。那豆又狠狠按了拨号键，让“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画一道彩虹”重新响了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嗓子眼儿里早已预备好了一整套的词汇：既粗暴又巧妙，既肮脏又清脆。
想跟北京人比骂街？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胡同“范儿”的粗口饶舌。
然而子弹上了膛，对方却不给他发射的机会。何大梁干脆地挂了电话，又先后给那豆发过来两条短信。这两条短信浇灭了那豆脑子里的火，并且让他魂飞魄散。
何大梁先说：骨灰我随身带着呢，但我在哪里，你也别问了。
何大梁又说：你要再胡搅蛮缠，我就把骨灰撒到河里去。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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